一

　　美国有一个着名的白宫记者，叫海伦·托马斯，逼问过9任总统，进攻性极强。后来白宫在新闻厅给她专门设了把椅子，上面的小铜牌上刻着她的名字，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盛誉极隆。
　　她80多岁的时候在书里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叹美国新闻业的萧条，说：“不知畏惧、不带好恶地去报道，美国的新闻人难道忘了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不知畏惧并不算难，不带好恶不容易。

　　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避免，只不过有记者这个身份，会约束人们表达自己好恶的本能，它要求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而不是看法。

　　80岁的时候，海伦离开供职57年的美联社，成为一名专栏作家。

　　专栏作家与记者的区别是，她从此提供看法。

　　在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她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不呢？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描述它，现在我为什么不能按我想的样子来说呢？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可以问，今天我恨谁？”

　　也许她带点玩笑，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约束，就会射出。

　　一个月前，她迫于舆论压力辞职了，在将近90岁的时候。

　　原因是她在某一个集会上，对着一个镜头说：“告诉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他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家，去波兰、德国，去其他任何地方。”

　　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她说这话的原因是她恨。

　　二

　　我曾经写文章悼念过被暗杀的俄罗斯记者安娜，叫《思考比恐惧更强大》，看到老妇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我写的时候心酸眼热。

　　后来遇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Ann，她在莫斯科驻站16年。她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们都痛恨暴力和对记者的虐杀，但是，Ann的话让我不能不去想——我之前对安娜的评价是否太没有保留？抒情的背后有没有更复杂的事实？单纯的强弱、黑白的报道能不能完全解释现实？

　　我说：“也许由于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但这样你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那么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她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准确。”

　　三

　　晚上看老郝的“新闻调查”，是一期关于职业病鉴定的节目，反映那些为疾病所苦而得不到公正的鉴定机会的工人们。看这节目时我为她骄傲，多年来她一直在做最艰苦的选题，因为她心里有对人的关怀。

　　她的片子中，有几次以音乐致以同情，领导审片的时候说：“把音乐拿掉。”
　　她有点不服，偷偷留了两段”。

　　后来看完老郝的这个片子，我觉得领导的决定是对的。音乐是一种倾向，抒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表达，音乐一起，观众就跟着一哽，一软，被影响了。

　　同情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但先入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们共同警惕的。

　　有个朋友把一篇批评我的文字发给我看，我觉得说得真好，引在这儿跟老郝和老范分享：

　　“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着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儿，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让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刚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