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成人的经验，蚂蚁唱歌是骗人的鬼话。换句话说，就算是蚂蚁能唱歌，谁又听得见呢?可我证明起码有一个人能听见蚂蚁唱歌，而且常常听得如痴如醉。这个人就是我老家邻居的女儿毛豆。

　　毛豆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她姓黄，合起来就是黄毛豆。她爸老大不乐意，说：“亏你还写文章有文化，就给我女儿起名叫毛豆？还嫌不土呀，干脆叫地瓜得了。”毛豆只有四岁，调皮得像个野孩子，身上永远脏污不堪。街坊邻居不太喜欢她，原因之一，就是她爱撒谎，连她母亲也这么认为。大家喜欢把毛豆和我女儿对比。我女儿永远文静、听话，每天早晨早早起床，自觉背英语单词，然后吃饭上学。出门前给她两元零花钱，到晚上她不知怎么用，就又还给我。黄昏降临时，她会主动打开乐谱架夹上乐谱，练上一个小时的小提琴。有时候，我也觉得这样的生活太单调沉闷了，就带她上公园，希望她放开手脚像毛豆那样疯野一下，可她只是斯斯文文地站着，不肯坐到泥巴地上。

　　几天前，我们回家，又看到毛豆。吃饭时，我也给她盛了一碗。毛豆妈看见了，呵斥道：“到一边吃去。”她跟毛豆说话，从来都是这种口气。毛豆觉得母亲在外人面前不给她面子，嘟着嘴，一脸不悦。我捧着饭碗慢慢凑近她。她见了我，立马笑起来，吃了一大口饭。我也模仿她吃了一大口。她忽然神秘地冲我说：“昨晚，我下了一个天蓝色的蛋。”我故意一惊，说：“哎，蛋在哪儿?”她把我带到她家鸡窝边，一指，说：“在这儿。”我想，怪不得大家都说她爱撒谎了，其实她哪里是在撒谎呢?她是把孩子的幻想、梦境与现实搅和在一块儿了，用作家的话说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我追问：“蛋呢?”她想了一下说：“让蚂蚁搬走了。”我忙说：“我昨晚也下了一个蛋，是红色的。”她一怔，没想到一个大人会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怔过之后，她大笑起来，一直笑出了鼻涕。她问：“你的蛋有多大?”我说：“有红灯笼那么大。”她激动万分地跑去报告：“陶书天的爸爸也下了一个蛋，比我的蛋还大。”她为找到一个同行而心满意足，可是却没人附和。她稍稍有点失望，不过总算找到了一个知音，一下午她就缠着我。

　　我午睡醒来，在厨房后面找到毛豆，问她在干什么。她说：“我在听蚂蚁唱歌。”土墙上果然有一窝蚂蚁，我侧耳静听了一会儿，说：“我也听见蚂蚁唱歌了，唱得可好听了。你看那只蚂蚁王，它像猪哼；那只小细腰蚂蚁，声音又尖又脆。还有那只来回跑的蚂蚁，嘎声嘎气的——”她不住地点头：“呃，呃，我天天都要来听，天气好时它们才肯唱。”她仰起小脸冲我说着，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羡慕毛豆的快乐与幸福，这份快乐与幸福，我女儿不会拥有。她长大了，多半会成为一个白领吧，机械、冷漠，这与不完整的童年肯定有关。毛豆长大了会干什么呢?干什么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童年。一个会下天蓝色的蛋、能听见蚂蚁唱歌的童年，该有多么快乐。

　　（路路摘自《青岛青年》图/迟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