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大学前，我每天都掰着手指算什么时候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上自己喜欢的课，好不容易熬进大学，发现可以自己选课和选择什么时间上课，高兴地把那几门课排过来排过去，大有翻身做主的感觉。
我们当时热衷于打听公共课老师的背景，“关门师叔”“关门师太”（经常给学生不及格的男女老师）的课要竭力避开；上课有点名“癖好”的老师自然也不受欢迎；剩下那些又不点名、考试还“高抬贵手”的好好先生，挤破头也要选他的课。
从国内到美国，选课的自由度更大了。耶鲁的选课干脆叫买课（shopping class），一听这名字，多少曾被国内教育制度“禁锢”的灵魂都兴奋得颤抖。在西方国家，人们都把买方当上帝，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学生应该是上帝。买课期长达两星期，我想象着教授们像集市的小贩，在课堂里张罗个摊子，兜售自己的独门绝活。学生们像主子似的，拎个选课篮去课堂里挑挑拣拣。良好的自我感觉不断膨胀，直到走进课堂才发现，原来“上帝”也不好当。
首先是选择的范围太广。耶鲁采用通识教育，进校不分专业，两年以后才决定专业，所以前两年必须抓紧时间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课都选一遍。
观察下来，很多美国学生更关注自己的兴趣。他们也讨论教授的背景，给分苛刻的老师绝对是“没有国界”地不受欢迎。比起我们从前一味关注分数和点名，兴趣在他们心中是第一位的。
相比起来，中国学生心里多几把“锁”，“钥匙”拽在自己手里却对不上号。我想这不完全是中国的教育给上的锁，文化、性格方面的因素都有。分数是第一把锁，尤其是第一年，心里没底，不知道耶鲁教授的评分口味，选课的时候格外小心。
专业是第二把锁，出国读名校的光环背后是更多的关注和期待，很少有人能做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别人的期待，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自己的期待，兴趣的声音越来越小，选课也身不由己。
第三把锁更沉重——“责任”。美国人也许不理解，但在中国文化里，读书历来是有责任的——不让父老乡亲失望，“荣归故里”在当代中国留学生的词典里也还找得到。背着三重锁，中国学生的脚步也许并没有因为走出国门而更加自信。
既然课难买，“上帝”就需要一本“购物指南”。开学前每个人都能领到一本选课指导“蓝宝书”，一共619页。
有时候，数据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它多少给我们一点震撼，一所学校的容量可以如此之大。为了吸引“上帝”，课程介绍的风格简洁明快，课程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一目了然。有些表达方式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比如哲学系的一门课“死亡”，开篇的两个问题就让人难以抗拒地想去课堂里探索答案：“有一点我可以非常确定，我将会死亡。但我们又将如何理解这个事实？既然存在着死亡并非终点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永生？”最后，我就冲着这两个不能不思考的问题走进了课堂。
“蓝宝书”有厚度也有广度。比如历史专业，这个在耶鲁本科生中最热门的专业，涉及历史学、艺术史和科技、医学史。一共有35页的课程介绍。
除了传统的政经史、战争史、思想史以外，历史系还开了女性史、同性恋史等方面的课程，独特的视角吸引了很多学生。
我圈定了六门课，打算在前两周光顾一下，其中就有艺术史和音乐史两门非常受欢迎的课。我想校方可能认为无论学生以后从事什么职业，对艺术的了解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备的基本素养，所以这些课都不限制人数，在礼堂般的大教室里轰轰烈烈地上。教授也都是重量级的大人物，一位86岁高龄，另一位也年过70。他们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由他们来讲历史自然更有厚重感和说服力，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两门课。
等买到第三门课的时候，我发现教授变成了上帝，学生都眼巴巴地期待成为他的选民。因为讨论型的小课是限制人数的，不是谁想买就能买。比如有个项目叫“大战略”课程，这是个案例型的讨论课，由耶鲁最著名的几位教授联合开设，内容是研究世界几千年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所做出的伟大的决策。如此振奋人心的课程，对于雄心勃勃的耶鲁学子来说是有致命吸引力的，入选的难度跟当初考进耶鲁的难度差不多。还有些口碑好的大牌教授开的课也要通过竞争才能去听，比如上中国现当代史的史景迁教授，他的课总是能吸引很多人旁听。这门课开在耶鲁法学院的大厅里，每次都座无虚席，一屁股坐在地上的也不少。很难说那么多人都对中国的历史有兴趣，但他写历史的观点非常合耶鲁人的口味。他强调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而耶鲁要培养的正是改变历史的人，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听他讲讲中国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讨论课总是毫不客气地从课堂上请走很多慕名而来的好学者。
我刚去的时候心里很有意见，觉得大牌教授怎么一点大家风范都没有，人家如此好学来旁听，这在中国，老师要受宠若惊地挽留，他怎么可以生硬地拒绝。后来我才体会到，耶鲁讨论课的设计是完全为学生考虑的，限制人数才能达到有效进行讨论的目的。这种课节奏很快，学生课前要做许多工作：大量的阅读、思考、为发言做准备。课上学生反应的速度也很快，大家都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贡献，一起让探索更深入。如果老师允许很多旁听生在场，势必影响选课学生发言的机会和时间。如果禁止旁听生发言，不但是一种歧视，也会失去上课的意义。
所以看上去有“海量”的课程可以选择，其实也未必一切如你所愿。当然，事在人为，如果下定决心上一门课，就要在买课期使出浑身解数让“上帝”选中你。哲学系有一门课专门面向大一新生——“生活”，课程介绍上说得很明白，仅限18人。这门课探讨生活的意义、人生大事、爱情、友情、工作……全部囊括，精选各派哲学家对人生主题的看法，在课堂里和大家一起集中探索、思考。我梦想着在耶鲁哲学教授的引领下和先哲们对话，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决定去听听。
我早早地来到教室，环视了一下到场的人数，心里就开始打鼓了，离上课还有20分钟就已经满员了，我又不是大一新生，估计要碰钉子了。反正来都来了，听一节也罢，这么想我反而觉得自在了。不停地有人进来，最后来的是老师，他照例说了些课程的计划要求，然后就开始强调人数的问题，他宣布手上的选课名单里已经有17个人，这意味着还有最后一个幸运儿可以留下。他说，我不喜欢赶人走，所以你们还是考虑一下自己走吧。话一落地，有个家伙就拎包走了。我不喜欢被赶的滋味，但那天不知道着了什么魔，就想死皮赖脸地留下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为了决定谁去谁留，老师让大家自我介绍，并阐述为什么要选这门课，或者我们怎么理解课程的名字——“生活”。耶鲁的“新鲜人”果然不一样，个个落落大方，非常善于表达自己，完全没有当初我进校的那种青涩。但现在的我，比他们多活了八九年，自认为对生活的理解一定不输给他们。但是否能赢得老师的青睐，网开一面让我上课，我心里还是没底。我发现他们似乎早有准备，知道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上帝”要精心挑选一番，所以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介绍得独特一些，完全不是死板的3W模式（Who，Where，Why——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来上课）。终于轮到我了，我虽没有准备，但仗着自己多吃几年饭，所以比较镇定。我说我来自中国，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能感觉到，啊，我还活着，真好！（众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的生活形式上有一些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在追求智慧，追求快乐。不但是自己的快乐，还有周围人的快乐，所以我在中国资助了一些穷苦的孩子继续求学（这时，有很多人回头看我）。我相信，求学的过程也是探索快乐真谛的过程。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活，我选这门课就是不想白活。（众笑）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这番精彩的发言高兴，一盆冷水就泼过来了。老师问道：“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单里为什么没有你？”我只好红着脸说：“我不是大一的，可以上吗？”他只说了一个词：“NO。”可能因为还在为自己刚才的发言沾沾自喜，我并没觉得尴尬，继续说：“那我能听完这节课再走吗？”（众笑）
后来听说，为了决定最后一个名额花落谁家，老师还让大家回去写文章，详细阐述自己的背景和这门课对个人发展的意义。甚至有人在被老师拒绝后还不放弃，继续不断地写信沟通。我被那个“NO”拒绝了以后就再没努力了，直到下学期上了他的另一门课，即前文提到的“死亡”。我对这个大胡子“上帝”开玩笑说：“你从生（life）上到死（death），下学期该上转世投胎（rebirth）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