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方舟

来源： 《意林》杂志

　　我见过一份唐朝公务员放假安排表，觉得他们的假期真是又长又诡异。比如，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天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亲去世，强迫辞官三年；亲身授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家人的忌日，给假三天。

　　放的假很多，我只拣了这么几条。看完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真是人性化管理啊!继而又觉得不对，更合适的说法是，社会通过制度在支付道德的成本。

　　我们一直以为道德是人性中一种隐蔽但是确凿的存在，在个人身上，一经挖掘就大放光明，招之即来，挥之不去。但道德是需要成本的，宽泛地说，我们要去掉身上的动物性就要付出代价。比如原始社会，老人不顶用了就会被扔到山上自生自灭；周公之后，才觉得需要花钱把老人养起来。细致地算，道德当然需要时间成本，比如，如果我老师去世，我到底要不要去送行?去，就要请假，请假就要扣钱，扣钱就要落后于别人，落后就成了弱势群体，成了弱势群体就很难翻身……如果在唐朝，社会则默许我去祭奠、去料理后事。

　　唐朝的放假安排，现代人看起来未免觉得虚头巴脑。可这些社会制度像绳索，牢牢地拴住道德的社会认同，使其不至于崩塌。而现代社会增加了生存成本，拒绝支出道德成本，发现社会崩溃，便慌慌张张地五花大绑，试图用绑架的方式去系住已散成沙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