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说，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语言，而什么样的语言则又会强化最初的原因，导致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在公共生活中，既然是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为什么不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呢？

　　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当今社会文化心理中的犬儒主义。“你懂的”产生于一种扭曲的、犬儒化了的公共信息环境，反过来又会加剧这个环境中的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的一个特征便是“看穿”但“不说穿”，不说穿是因为看穿了“说”的无用，而且还看穿了说不但没有用，还是一件可能对说的人自己有害的事情。

　　在《俄国人》一书中，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谈到过苏联社会中对说真话者类似的鄙夷和抵制。他起初对这个现象感到不解，后来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苏联朋友跟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另外，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既然他们能够看穿每一个人都在说谎、欺骗，那么又何必去说穿。如果有人坚持要说穿，要讲真话，那他一定是比承认自己不诚实的人更不诚实的家伙，活该被骂一声“臭公知”。

　　（今 夕摘自《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