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2007年的一个社会实验：一名男子在地铁站用小提琴演奏了巴赫的6首作品。他面前的地上，放着一顶口朝上的帽子。没有人知道，这位卖艺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约夏·贝尔。他演奏的是一首世上最复杂的作品，用的是一把价值350万美元的小提琴。

　　在约夏·贝尔演奏的45分钟里，大约有2000人经过，只有6个人停下来听了一会儿，大约20人给了钱就匆匆离开，他总共收到32美元。而两天前，约夏·贝尔在波士顿一家剧院演出，所有门票售罄，聆听他演奏同样的乐曲，平均得花200美元。

　　这个实验给人什么启示？电视圈的同事甲点评说，环境影响人的评判能力，环境决定一切。乙补充说，平台太重要了。丙举例说，不是江苏卫视这样的平台，能做出《非诚勿扰》那样炫目的节目吗？孟非这样相貌不出众的主持人能上台吗？他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约夏·贝尔在地铁里的演奏，据说是《华盛顿邮报》关于“感知、品味和人的优先选择”的社会实验的一部分。实验结束后，《华盛顿邮报》提出了几个问题：一、在一个普通的环境下，在不适当的时间内，我们能够感知到美吗？二、如果能够感知到的话，我们会停下来欣赏吗？三、我们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认可天才吗？

　　这个实验内涵很丰富，操作却简单，它不过是利用了人们的审美惯性——在地铁站里演唱的都是为生活所迫而卖艺的流浪汉。事实上，为生活所迫而卖艺的人群中也可能有音乐天才。但是，要让以工薪阶层为主的“地铁一族”在行色匆匆中做出准确判断，那是中彩票的概率。说实话，高雅音乐本来就属于环境优雅的剧院，本来就属于自愿购票出入剧院的文人雅士。

　　美国地铁实验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用世上最好的乐器来演奏世上最优秀的音乐时，如果我们连停留一会儿去倾听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在我们匆匆而过的人生中，我们又错过了多少其他的东西呢？

　　身边的电视界同行，常常有人拿孟非说事，我承认，平台确实很重要，环境也很重要。但是，要知道孟非做过印刷厂工人，做过体育新闻的摄像记者——这些并不引人关注的岗位就像有些昏暗、嘈杂的地铁站。那么，谁最早发现了他的主持潜质？发现有时倒还不难，又是谁最早大胆起用了没有主持经历的他？他在民生新闻栏目做得如鱼得水之后，又是谁把他适时引入娱乐、综艺类节目做主持人？主持转型一开始并不成功，可能还有很多非议吧，之后又是谁坚持给他试错的机会？

　　或许，平台的“平”，其核心价值在于决策者的“水平”。所以，我在关注美国地铁站的那个实验之后，最大的感触是，假定我路过了那个地铁站，假定我被音乐吸引了，停留了——我没有“错过”，而且我因为眼前的音乐人才而惊喜，为他暂时的处境而纠结，那么，我又能有什么资格、有什么途径举荐他？接下来的问题更关键，在一个个更看重学历、资历、关系、背景的规则和潜规则设计里，又有谁愿意去重用他？谁能给他一个最适合的舞台？说到底，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如何才能做有追求、有尊严的自主的人？

　　“我”错过又何妨——只是错过了一道风景;“他”被错过则情何以堪——或许错过的是一生。

　　（千 麦摘自《四川文学》2015年第2期，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