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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水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冰了。街角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从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通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无政府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能力给几次？

　　台北火车站。一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300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感受到强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任？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子，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脸！”

　　我很快被人潮淹没。

　　5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吹，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花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瘦得看不出是人还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照片下有两行字：

　　“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们无家可归。据估计这次水灾中有五万人丧生。”

　　又来了。我一面想，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拈出来。搞新闻的人就爱这种照片。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四岁的女儿抱着，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这样的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

　　当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从弯弯曲曲的管道输送过来，那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就是读者这只猪。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种元素，可以刺激猪体内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我站起来，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可是我至少可以决定不吃配方饲料。”

　　“我可以吃草！”

　　端起半杯已凉的咖啡，我走回屋里。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报纸还摊在草地上，风翻动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可是经过设计后，它就改变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事实了吗？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情，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打造，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争还是屠杀、是拥体制还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商业包装的物品——这，阿多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觉得彻底反感了。

　　可是反感归反感，孟加拉国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库尔德族的确在遭受残害，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虐待，埃塞俄比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所以你干脆就拒绝让感情受到震动？

　　一架喷气式飞机，只有苍蝇般大小，在蓝天大幕上画出一条长长的白线，转个弯，白线竟拉出一个天大的问号。

　　2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树枝丫上一片粉白的花，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太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太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她竟然是个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钱……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太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点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500马克，汇入救济苏联人过冬的特别账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太会囤积40公斤苹果，存在阴凉的地下室。“一次买40公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结了薄冰的小路去汇500马克……好多钱哪，对她而言——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

　　“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的碟里，“一定要趁新鲜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在客厅里。

　　“那个苏联女人，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她显得很难过，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伤了她的自尊……她说，离开苏联以前，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强国哩！”

　　“我没去过苏联，可是，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围城900多天，城内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可是我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我在帮着还债……”

　　她不知道她的500马克会落在谁的手里；她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国的救济物资，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不见得运输得出去；她更知道苏联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也看见，在电视上，“捐款给苏联”变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我那时只有20岁，在一个小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课之后，您知道我干什么吗？”

　　老太太微笑着回忆，眼里流过一点柔和：“等孩子们都走光了，我这做老师的，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掉落的面包碎屑，捡起来，带回冰冷的房间，偷偷地吃……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当时，有些农夫，种了些马铃薯、番茄，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总会一句话不说地在我窗前放个南瓜、几颗马铃薯、三两块面包……”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我面包的人。今天我有面包吃，也希望分一块出去，给没有面包的人吃。”

　　老太太眼光转到窗外，有鸟雀来啄食我撒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会儿，回过头来，说：

　　“您知道吗？我们是连夜逃离波兰的，苏军的炮火声不断地跟着我们的马车。我的姊姊，她突然跳下车往回跑，说是要去拿一个结婚纪念的什么东西——她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后来听说，那一夜她被苏军强暴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安静地坐着，听见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起。

　　一九九一年七月

　　（朱权利摘自三联书店《人在欧洲》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