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高二学生，就读于中加合资的国际学校。学生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这里实行严谨的男女分校。在转到国际学校之前我在中国公立重点高中上过高一，在那里接触的都是典型的好学生，聪明、勤奋。

　　那里最勤奋的要数我的好友“老处男”。

　　离开公立高中后，我俩没断联系。“老处男”偏好书信交流，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压力很大，成天学习，成绩不见提高（他的成绩很好，可他对自己要求很高）。

　　有一天偶然在学校旁边碰到了“老处男”，他果然形容枯槁：脸上胡子拉碴，驼背，声音疲倦。他说：“你在那里四点就放学了？哎呀，太幸福了！”

　　这所公立高中不乏才艺过人、思想开放的好学生，但更多的还是像“老处男”这样的苦学生。分数至上、不重视人格发展的应试教育加上中国人望子成龙的传统思想带给学生太多的压力，这使他们缺乏社交技能、眼界狭窄。

　　在我现在上的国际学校，你可以很闲，也可以很忙。“禽兽”就是很闲的人。他在高中以前不务正业，啥都干，但现在他不玩了，开始十分有规律地规划生活：六点起床，中午去三楼吃盖浇饭，下午五点到六点去健身房，十点睡觉。“禽兽”继承了父母的经商天赋，对商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翻开Marketing（市场营销）的教材，就觉得那上面说得老有意思了。”他每天融合了兴趣的两小时学习使他成为商科年级第一。“禽兽”不想急功近利地去做活动、抢考位，他希望另辟蹊径，通过把喜欢的事做得比别人都好而获得成功。

　　托尼热爱语言与哲学，正在自学拉丁文以图读懂希腊名著。托尼就是一个单纯热爱知识、热爱学习的人。和“禽兽”一样，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为区区考试如此拼命。托尼说：“你只要自己好好看书就行了呀，干吗非得做那些题？”托尼沉醉于知识带给他的生活状态，并凭借其学习能力与学习热情在语言领域达到了全校（包括老师）几乎不可超越的境界：加拿大老师都写不出他那样好的英语文章。托尼想考剑桥，这所学校要的是与众不同的人。尽管他没有SAT成绩、没参加什么活动、没有证书，但我认为托尼是最符合那所大学招生本意的人了。

　　但在“大哥”眼里，这些都是浮云。“大哥”之所以被称为“大哥”，是因为他是校内传奇般的人物：学生会主席、AP统计学助教、更貌似与斯坦福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学们对于留学有任何疑惑，“大哥”总会以过来人的口吻耐心地帮忙解释。

　　“大哥”是西方教育典型的受益者：他十分清楚人际关系决定了成王败寇，他尽可能地结识有价值的同学、老师以及父母的朋友。他经常教导我：“跟女校学生会那些人电话里叫声姐没什么大不了，是人就喜欢奉承。叫声姐你什么也没损失，人家高兴了，事好办了。”

　　“大哥”过早接受了太多世故。在“大哥”面前，我感觉我被物质化了；我不再是人，只剩下价值。“禽兽”一直很快乐，可马上申请大学了，他没去汶川救援过，还没在学生会混得一官半职，也没准备任何标准化考试，只是天天看爱看的书。我担心“禽兽”不会考上好大学，但他终究是幸运的。我欣赏他的父母，更欣赏他自己。这一切在托尼眼里又可笑起来，《三个傻瓜》有言“追求卓越，成功自然随之而来”，但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才能产生那样炽热的情怀与智慧呢？这可能是我们都不能解答的疑问。

　　（雷云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