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起来了，中国富起来了，中国胖起来了。

　　中国的胖，和吹气球一样，胖得大张旗鼓。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计算，体重超标的人口应当已经超过了两亿，相当于美国胖子的总和，而且将在20年左右达到美国人的肥胖比例。

　　中国的肥胖症，一部分是因为食物的富足，另一部分是因为纵欲——对食物有种穷凶极恶的热情，这种热情像是对饥饿记忆的一种报复。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部分记忆都与饥饿有关。2009年1月，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题目叫作《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演讲回忆了自己童年时期饥饿的经历，当时还是孩子的他，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搞到食物，孩子们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吃树上的叶子，叶子吃完了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孩子们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后来其中一个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铁丝毫不费力就可以咬断。

　　那时候，莫言的邻居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两个人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分享对食物的记忆和欲望。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位作家，白白胖胖的，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元稿费，每天吃三顿饺子，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为了每天能吃三顿饺子，莫言决定当一位作家。

　　那个时代的记忆，是生存的艰难与饥饿的考验、土地的贫瘠与现实的困窘。

　　如今的莫言也变得白白胖胖的，饥饿只不过是一段记忆，一个谈资，一段令外国人啧啧称奇的故事。

　　人为什么会肥胖？这和记忆有关。在石器时代，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是活下来的条件，人们靠此储存能量。现代社会的人，已经没有了远古时期人类的巨大劳动量和体能消耗，可是记忆里却仍然保持着对高热量食物的欲望。

　　中国自古以来也有“饕餮”的说法，而现在的人却误把“饕餮”当成对食物的赞美，很多人自称“饕民”来表示自己爱吃、会吃，而忽略了这个词本身的惩戒与训诫意味。

　　所有的勤劳，都是为了变得再懒一点儿。

　　一位韩国教授来到中国对我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都喜欢边走边吃。”他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五道口，这里有搜狐、新浪、网易等网站，周围来来往往的都是在城市奋斗的年轻白领。他又说：“在韩国也一样，午餐时间只有二十分钟，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快快吃完。”

　　吃饭都如此仓促，更不用说抽出时间锻炼了。比起费半天劲儿找一个干净宽敞又便宜的运动场所，晚上在家吃外卖看美剧似乎显得要合理和划算很多。

　　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勤劳，中国人也变得越来越“短”。对于与生存没有那么多关系的事情，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付出时间成本。“送货上门”贯穿着中国整个服务行业，“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的标语显得越来越吸引人。

　　所有的勤劳，都是为了变得再懒一点儿。

　　中国要是再胖下去，该怎么办？肥胖从审美问题变成了一个健康问题，而现在已经上升为了一个道德问题。

　　2002年，一位来自威尔士的女士在横越大西洋的航班中被邻座的胖子挤到，导致胸腔积血、腿部肌肉拉伤、严重坐骨神经痛，她卧床一个月。为此，航空公司付给她24100英镑作为补偿。

　　从经济学层面来看，胖子也是给大家增添麻烦的一个消费品。2000年之后，澳航上的乘客平均体重增加了两公斤，为此，从悉尼飞伦敦要多耗472美元的油。

　　最忧伤的关于胖子的故事发生在德国，一家火葬场在火化一具440磅重的尸体时，火焰忽然失控，35尺高的金属烟囱都被熔化了。火焰失控的原因是因为燃烧的尸体脂肪含量过高，导致热量过高。把这个胖子的尸体烧成骨灰一共花了4个小时。

　　胖子不仅活着的时候挤压空间、抢夺食物、身上散发出让人不悦的味道，甚至死后都要给人添麻烦，连鞠躬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丹麦已经开始征收脂肪税，征税对象不是胖子，而是所有含饱和脂肪的产品，包括黄油、牛奶、比萨饼、油类和肉类。不免阴谋论地猜想，这是不是只是地球剿灭胖子的第一步？今年之后，胖子会像烟民一样，被隔离起来，不受公共场合的欢迎而惶惶如丧家之犬。

　　对于中国肥胖问题唯一保持乐观的人，是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钱斯。他说，老年退休金制度带来的压力会因为肥胖人口的增加，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因为肥胖的人较健康的人寿命短，所以可以少领取若干年的退休金。

　　以上这个原因给了减肥充足的理由：减肥吧，胖子，哪怕只是为了不给政府省钱。

　　（刘妍摘自《新周刊》图/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