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刘芬从加拿大回国度假。她说她最大的感触是，国内的身边人好像使命感都挺强，每个人都踌躇满志，热血沸腾，表情和说话语气都是紧绷的，而相比之下，他们的状态则放松得多。“我们更关注的是怎么煎好一块牛排，怎么喝好一瓶酒，怎么搭好一顶帐篷，怎么弄好院子里的一盆花过冬……全是很具体的事，没有那么多规划啊，人生目标啊，是很大很摸不着的东西。”

　　刘芬刚去加拿大时，也是整天忧心忡忡，邻居琳达跟她聊天，见她聊的都是职业规划，满脸焦虑，很奇怪地说：“芬，你不如先煎好一块牛排，犒劳一下自己的胃……”于是，那个下午，刘芬去了琳达的厨房，跟着她煎牛排。那天，焦虑和规划、前景什么的都暂时放一边了。刘芬感觉一切好像真的变简单了。这之前，她每天都是面包牛奶胡乱对付，因为没有心情。而这之后，她心烦时，就想不如……不如进厨房煮一锅土豆汤，不如去煎好一块牛排，不如用红酒烧牛腩。把自己逗开心再去应对烦琐的事，原来，事情并没她想象的那么烦琐。

　　先煎好一块牛排，先搭好一顶帐篷，先说好一句话……它们具体得有些琐碎，但它们悄悄地具体地改变着周围的小气场。“相比之下，我们显得莫名其妙得多，连一顿饭都没有好好吃。”刘芬不无感慨地说。

　　还有一点刘芬很有感触：“人都是情绪化的，当一个家庭的一方情绪不佳时，我看到最多的方式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说吧。搞得家里像座谈会。而琳达不一样得多。”彼得某天回家闷闷不乐时，琳达拿出新买的中东咖啡豆，煮了一杯特别的咖啡，还撒上了伊斯坦布尔香料，用平时不常用的咖啡杯装好，端到彼得面前。她什么都不问，递上一杯上好的咖啡去安慰他。后来，她同刘芬聊起来：“不要跟着着急，试着做点具体的事。”

　　而且针对孩子的更有意思。他们相当具体，不是说你将来要考什么大学，要当什么科学家。他们落脚到两点：学会笑眯眯，学会说谢谢。真的是要求太低了。对我们不屑一顾的事，他们却相当看重。对比国内刘芬遇到的那些长大要当科学家的焦虑的小人们，一个个在饭桌上胡来，吃别人的东西连谢谢都不会说，只会惹旁人厌，刘芬算是明白了这些具体而小得不得了的要求。连成年人都不知笑眯眯啊，一天到晚苦大仇深极了。

　　临回国时，琳达为她送别。她们坐在院子里，琳达打开一瓶红酒，先让它醒一会儿，五分钟后，院子里充满了红酒香，“来，开喝。”而那天，琳达的小儿子生病了还未好，大儿子面临着升学，先生换了单位，她自己有轻微更年期的症状。可是琳达不急，先喝好一杯红酒，安顿孩子喝水睡下，大儿子在学校复习，先生换单位，回来先好好喝一杯放松一下，她自己呢？更年期很正常，喝点小酒就过去了，完全不必焦虑。

　　刘芬后来算是明白了，在国内，红酒只是一种附庸风雅的工具，而在琳达那里只是具体的生活，一种改变心情的工具，他们才是最会享受红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