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电影票

　　□木铃

　　当我再一次来到左圩职高时，不同于二十年前在这里做学生，而是作为兼职教师来讲授《国际金融》这门课。教学生责任重大，不能总灌输课本知识，得让他们懂得比课本多。

　　记得我上学时在图书馆借阅过一本《信托学》，中英文版。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学生们读，能把英文版本啃下来对他们而言是个了不起的提升。我在图书管理员的帮助下，在置放废旧图书的小仓库里找到了那本书。

　　读职高的时候，大家都在混，以玩和谈恋爱为主。我喜欢看书，作为同学中的异类，几乎没人叫我一起玩，因为我之前拒绝过几次。更没有人跟我谈恋爱，虽然我也暗暗希望能有个优秀的男孩喜欢我，但职高的男孩子都不怎么优秀，除了一个叫郝远的男生，属于阳光健康那一类型的。听宿舍里的女生说郝远对众多的追逐者一概拒绝，这让她们又恨又喜欢。恨的是郝远没有接受她们的追求，喜欢是因为郝远也没有被别的女生追到手。我听了其实也蛮开心的，理由和她们一样，只是没表现出来。

　　毕业典礼那天，郝远问我毕业后的打算，我说我得考大学。郝远说，我和你一样。这是我跟郝远做同学以来的第一次对话。郝远看着脚尖问我，是否介意在艰苦冲刺之前先放松一下，看一场电影。我以为他要请我看电影，心怦然一动，脸“唰”地红了。但是后来郝远没有说请我看电影就道再见了，我为自己的青春期躁动而懊恼。然后我冷静下来，去图书馆还那本被我长期占据的《信托学》。我记得图书管理员很生气，说，你怎么在书上写了那么多字，以后让别人还怎么看？

　　二十年后，我重新拿到了当年日夜相伴的《信托学》，就像是见到了久违的老友。我随意打开书，赫然看到里面夹着一张小纸片，是1994年6月30日19点20分的工人影院的电影票，反面写着工整的小楷：我会等你。

　　给你一张电影票

　　□谢可慧

　　每年的三月十八日，父亲总会给母亲一张电影票，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手挽手地出去看电影。回来后，母亲总会把那张看过的电影票放在相册的最后一页，小心翼翼地合上，放在箱子的最底端，那么多年过去，厚厚一叠，已有八十多张。

　　母亲从不避讳跟我说他们的故事，包括儿女情长，在她看来，那也是子女温暖的榜样。父亲与母亲恋爱在八十年代。八十年代还流行着相亲介绍，父母经过一介绍人相识，也算一见钟情，迅速恋爱。当时，父亲对母亲很上心。那些年，物资不全，生活贫瘠，家里经济负担又重，电影票像是奢侈品，两张五毛钱的电影票几乎要花费父亲一天的工资。父亲也很焦急，一面是铁板钉钉又捉襟见肘的工资，一面是花容美貌自己心爱的女子，于是父亲开始周末出去打零工，与饭馆的老板谈好价格，一天八毛钱，洗菜拣菜，收拾碗筷，每天下班还不忘花一两毛给母亲买包糖吃。母亲说，那时的糖的味道，现在怎么赶得上。每周二，父亲中午便会买好票，下班的时候，骑着老凤凰，接母亲吃饭看电影，父亲喜欢在每场电影后写点文字给母亲看。母亲说，那时的父亲爱写诗歌，看完电影后尤其。情意绵绵，才情斐然，一点也不输给诗人。父亲说：那时的母亲和诗也极强，兴布作诗，成了看完电影后回家路上的小情调。

　　时常说，灵性是一种微妙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如果说，电影票是有灵性的，那么它确实造就了父母这一段天作地合的婚姻。在一次次电影的你来我往后，他们于两年后的三月十八日正式登记结婚，登记前一刻，父母看完了上午场的电影，作为单身的告别。

　　从那以后，因为组成了家庭，不再如从前一般闲暇，母亲忙着家事，父亲又忙着工作。于是看电影的时间少之又少。只是父亲无论多忙，都会在三月十八日那天，陪母亲看一场电影。奶奶说：这一对娃，真是持之以恒，看电影的习惯都可以保留那么久。父亲倒也应答：是啊，当初这媳妇可是电影票骗到手的。我们也要学学年轻时的浪漫，否则任时间蹉跎怎好？每每这时，母亲总会与父亲相视而笑，熟悉而亲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