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20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

　　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被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告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想和我唠唠家常，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一个普通的早上，妈妈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我身在伊朗，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待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晚了10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里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妈妈溘然去世。

　　1995年，我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能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

　　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回顾我自己走过的历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