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一次遗嘱，在一张脏兮兮的烟纸上。

　　香港人一窝蜂赶抽新股那些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飞到北京、上海一到两次。一单又一单的新股上市，令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做到手软，同时也坐飞机坐到脚软。有一次，我正悠闲地翻着杂志，飞机突然猛烈摇晃起来。机长叽叽呱呱地喊了一大堆话之后，空姐就开始派纸。“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接过白纸，张口结舌。

　　这未免太过荒谬。我年轻、漂亮、心系家园、志在四方，老天又怎会要我死？但见身旁的阔太哭得那么凄凉，不禁又为这件事添了几分真实感。Shit，咖啡在白纸上打翻了！我用纸巾胡乱擦擦，脑海一片空白。然后我想起，明天约了朋友到Grand Hyatt的鹿悦吃和牛，订位要等上三个星期啊……可恶！怎么死到临头还想着吃？

　　自从那次差点为公司殉职，我才发现原来律师属“高危”行业。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为了弄一份没有人看的招股书而殉职，不但轻过鸿毛好多，简直就是无聊透顶。但在那段牛市的岁月里，我们依然在商务机舱内冒着生命危险，以成就祖国企业来港上市的宏愿。与此同时，跟我一起冒险的有刘德华、梁朝伟、黎明、容祖儿、张学友、张曼玉……在机场候机室看过太多所谓的“明星”，早就已经看到麻木。

　　机场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一个民族的特性，都浓缩在小小的机场里面。譬如说，巴黎机场的入境柜位职员，就尽显了整个民族懒散、随便的个性；大阪机场的职员勤劳，但蠢。处理“日本居民”和“外国游客”的入境柜台各占两个，但在排队的外国游客却比日本居民多出五陪。日本人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却不懂得三加一同样等于四；摩洛哥机场例牌要把亚洲人抽出来盘问一番，那阁下就要讲暗号“government（政府）”，只要你重复讲这个词十次，入境处职员就会拍拍你的肩膀，马上放你。摩洛哥人崇尚政府机关，对这个词亲切得不得了。但莫怪我不提醒你，切忌以一个“暗号”走遍全世界。举个例，在金融海啸期间到冰岛不断高呼“government”，就算不被人拉入后巷打，恐怕也不太受欢迎吧！

　　每次去澳洲，我都会在飞机降落后打起十二分精神，因为那儿出产了一位“资深裸跑专家”，三十五年来专挑世界各地的机场裸跑。他会乘搭飞机到澳洲各个城市，在飞机着陆前冲入洗手间脱光衣服，待飞机一降落便马上跑下楼梯到跑道裸跑去。年届六十八岁的他已准备收山，打算返回老家作一次“告别裸跑”，然后以裸跑照片做慈善月历。说出来相信吗？竟然会有人视裸跑为终生事业，这个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不知从何时开始，全世界的机场都变成一个模样——巴黎、名古屋、香港、北京、上海以至宁波、南京的机场，统统是灰白的主调，大片玻璃外墙加上钢筋条子，以为那样的设计就叫“现代化”，真没性格！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自从启用三号楼，就得个“大”字，我觉得自己似去远足多过搭飞机。从前登机前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在苦苦哀求之下，职员一般都会放你进去。现在呢？要是你不能在起飞前一个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就算阁下是刘翔都恐怕来不及跑上机！

　　麻雀虽小却蛮有个性的，唯有香港从前的启德机场。有次我到欧洲旅行，在火车上跟一个爱尔兰少年胡扯着打发时间。我手舞足蹈地告诉他：“香港从前那个启德机场，哗，不得了！就建在密密麻麻的大厦中间，飞机从天上直插下来，就是不把那些大厦放在眼内！真痛快！”他半信半疑，目瞪口呆。

　　好怀念启德啊。怀念那有点拥挤的离境大堂，令分别者在人群里变得好近好远；怀念那过于简朴的接机大堂，重逢本来就是简简单单尽在不言中；也怀念飞机降落在大厦群中的姿态，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往往最惊心动魄。

　　（王益仁摘自《时文博览》2011年第7期图/宋德禄）